长久以来，心理学研究者们相信大脑，作为心理活动的基础，在人类群体中的结构和功能是统一的。不过，最近三十年的研究愈发说明，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生活经验也在同时塑造着我们的大脑。在本文中，Kitayama与Salvador为我们介绍了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如何能够揭示文化心理现象背后的神经机制。
“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是文化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Markus和Kitayama于1991年提出，指的是个体在认识自我时，会将自我放置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进行认知。研究发现，欧裔美国人与亚裔美国人的自我构念十分不同。前者倾向于将自我看作独立自主的个体，而后者则往往用社会关系——比如一个人在他的家庭或工作岗位上所扮演的角色——去定义他们的身份。不论是传统的问卷调查，还是内隐测量（implicit measures），都印证了自我构念在不同文化间的显著差异。
既然行为实验的测量方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捕捉了文化心理现象的差异，我们为何还需要神经科学的手段呢？作者提出了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虽然行为实验可以展现不同文化环境下心理现象的差异，但它往往不足以揭示现象背后导致差异的机制；而神经层面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特定的现象（例如归因（attribution））是在信息处理的哪个阶段产生，并随着文化发生变化的。
与此同时，行为实验难免受被试者主观动机的影响，其测量结果容易出现偏差，例如在社会赞许（social desirability）的影响下，被试的回答可能反映了他们所想呈现的，而非最真实的心理状态。这一类问题即便通过内隐测量也无法完全避免。大脑活动，相比外在行为，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要小许多，因此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被试的心理状态。
最后，神经科学的手段能在理论层面上帮助我们了解大脑的运作模式。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有很强的可塑性（plasticity），从我们出生的一刻起，便随着环境的反馈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因此，当我们长期生活在特定文化下，其文化所承载的的价值与行为模式也会以反馈的形式积累下来，进而塑造我们的大脑结构。
大脑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被其塑造；图片来源：原文
接下来，作者以三个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心理学现象为例，介绍了神经科学的手段用以研究它们的最新进展。
首先是归因（attribution）。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北美与西欧的被试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其内在的特质（trait），同时倾向于忽略影响其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研究者们进而指出，对他人特质的判断（trait inference）是高度自发（spontaneous）且不自觉的。然而，跨文化研究发现，东亚被试在对他人行为进行归因时，会更加强调外部因素，而不依赖于对他人的特质形成印象。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的脑电研究的研究也发现，东亚被试的大脑活动对于个人特质词汇的区分度要明显低于西方被试，进一步佐证了归因这一现象的文化差异。
ERP的结果显示，当表示个人特质的词汇与期望产生不一致时，欧裔被试的脑电反映相比亚裔被试更为显著，表明在归因过程中，前者对于个人特质更为敏感；图片来源：原文
在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这一心理机制上，东西方被试也有显著的差别。研究发现，欧裔美国人倾向于在情绪形成的早期对其进行调节，比如通过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重新解读引发情绪的事件或对象，进而调整后续的情绪反应；而若情绪已经完全产生，抑制它们的表达（expressive suppression）就变得更为困难了。与此同时，因为东亚文化通常认为高唤醒度（high arousal）的情绪会破坏社会关系的和谐，因而对其持有普遍的负面态度，东亚被试相比欧洲裔被试往往可以更好地抑制这些情绪的表达。这一文化差异同样得到了脑电数据的佐证。当被试被要求抑制他们由图片引发的强烈负面情绪时，ERP中表示情绪信号的晚期正电势（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在亚裔被试中显著减弱，而在欧裔被试中却没有显著变化。
最后，作者们讨论了东西方文化中行为动机（motivation）的差别。我们的动机可以大致分为自我中心（self-centric）与他人中心（other-centric）两类。前者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决策中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后者则让我们对他者产生共情，在适当的时候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人。在东亚的互依（interdependent）文化中，自我构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网络中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人们也更容易表现出以他者为中心的动机与行为倾向。这一假设同样得到了脑电数据的支持。研究中，东西方被试分别为自己和他人做决策，以获得积分。在西方被试中，ERP中表示决策动机的错误相关负电位（error-related negativity; ERN）在为自己做决策时更高，但对于东亚被试，两者则没有区别。
最后，作者还探讨了以上的现象在文化心理学领域鲜有研究的拉丁裔被试中将会怎样呈现。一方面，拉丁裔文化与东亚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的自我构念都与家庭与社会角色紧密相关，展现出互依的特征。但是，拉丁裔文化在对待高唤醒情绪的态度上，则与东亚文化不尽相同——前者认为高唤醒的积极情绪可以促进，而非破坏群体的连结。未来的研究通过结合行为实验与神经科学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潜在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值得注意的是，神经科学的手段并不能取代行为实验，而应该作为它的辅助。未来的文化心理学研究，也应当拥抱更加多元的研究手段和理论视角，包括结合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神经内分泌学（neuroendocrinology）等途径，关注生态、经济、人口迁移等宏观社会因素对文化的影响与塑造。
内容转自公众号：心理新青年
